南沙地区处于珠江水系的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等水道的人海口，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集之处，是广州唯一的出海通道，也是广州唯一的滨海城区。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南沙地区现存大量海洋文化历史遗存。由于我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和了解，受到发源于内陆、本质上属黄土文明、农业文明思维的深重影响，我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农耕文明的延伸，与西方海洋文明的开放性和开拓性相比有着浓重的内敛倾向。南沙大量海洋文化历史遗存都一再地反映出东方海洋文明鲜明的农业性的特征。
壹围海造田是农耕文明的直接反映
珠江三角洲是在海侵、海退的多次旋回中发育起来的。南沙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成陆，先秦时期以来一直有百越先民定居。唐代以后，随着大庾岭的开凿，中原人民不断南迁，使得西江、北江和东江下游土地大量被开发，珠江两岸植被遭大规模破坏造成水土严重流失，使得大量泥沙在河口处淤积，这使得从宋到清初的七百年问，珠江三角洲海陆面积发生很大变迁。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关于东莞、新会、香山(今中山)三条：东莞“东南水路三百二十里，无陆路”；香山在东莞“县南隔海三百里”；新会“东北水路二百三十里，无陆路，前临大海，后抗群山”。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珠江三角洲在宋代以前与现在的陆地面积差异很大，从广州、东莞、新会和中山之问无陆路推知南沙地区在宋代时仍为岛，并未三角洲陆地连成片。这在宋《浮圩山记》也能得到印证：“番禺以南，海浩无崖，岛屿洲潭，不可胜计，其为仙佛之所宫者时时有焉。”正是从宋代开始，西北江下游有了建堤的记载，筑堤一方面可以防水涝，一方面可以围垦成田。
随着宋堤、元堤的大批兴建，珠江三角洲逐渐由海而江，由江而涌，不断变狭。及至明清，海涂围垦技术不断成熟，打桩、抛石、种草等人工加速促淤的方法不断涌现，围堤成田的速度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快。每围田一般都在几百亩以上。围内的田丘也不像一般的水田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田界就用树枝点插分隔。
南沙地区堤围修筑多年的历史中，随着围垦和耕作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熟，随着人口快速增长，土地越来越接近开垦极限，在海涂围垦最为兴盛的明清时期，人们开始普遍采用基塘制度进行耕种，使土地利用率大步提升。人们根据围垦年代和地面高程，将围垦出来的土地分为围田、高沙田、中沙田、低沙田等不同类型，在围田和高沙田区将低地挖作池塘饲养鱼类，挖出的塘泥堆于池塘四周称为“基堤”，基堤上种植果树、甘蔗、桑树、花卉等，农作物种植加工或桑叶养蚕过程中产生的物料、蚕沙及池塘边的野草，投入池塘喂鱼，循环往复，成为一种完整的、科学化的人工生态系统。这种将植桑养蚕或种蔗种果与养鱼有机结合起来“果基鱼塘”和“桑基鱼塘”，被学者认为是“三角洲水网条件下将物质与能量循环充分利用起来的最佳土地利用方式”。
同时，由这种基塘制度造就的“一川蕉林绿，十里荷花香，千池鱼虾跃，万顷碧波流”的极具特色的岭南水乡文化景观，一直被作为我国两种风格迥异的水乡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被长期称颂。至今，在南沙的很多区域这样一种自然风光与农村民情达到和谐统一的海洋文化历史景观仍得到较完整的保存，现在的人们仍能在这样一种纯美的景象中找到一份“探窗看渔跃，蛙呜人梦来”的恬静和朴实。
中华民族栖息的地理环境位于地球上最广阔的大陆——亚欧大陆的东侧，其东南濒临世界最浩瀚的大洋——太平洋，北部、西北部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是一个西高原、东大海的“大陆海岸型”国度。
东面临着的太平洋，对古人来说真是浩瀚无际，波涛汹涌，凶险异常，难以征服，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上没有内海切割，这就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区域。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从而也造就了中华文明具有内敛、稳定型的特征。加之中国大部分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中华民族便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土地之上，依靠广大的陆地和千万条河流的滋养哺育而生存和发展，并形成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文明。
所以，当南迁的中原人民来到沿海的珠江三角洲、来到南沙时，他们积极向海洋要土地，千方百计围垦海涂、围海造地，既符合他们的农耕思维惯性，也能够充分发挥出他们在中原长期掌握的农耕技能和生产经验优势。
贰以海为田是农耕文明的延伸体现
我国古代沿海居民从未拒绝过和海洋打交道，只是在这样一个负陆面海、陆海兼备的地域里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利用海洋环境、开发海洋资源。他们坚持以农作物为耕作对象的农业生产作为主体部分，除了水稻等粮食作物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来源外，还习惯性地将开发海洋的过程称作是“耕海”，将各种海上种植业和海水养殖业称之为“某某田”，这相当明显地体现出中国古代沿海农民极为固执的的农业思维模式。
十六国时期成书的《十三洲志》曰：“百粤有骆田。澎案：骆音架，即架田，亦即葑田也骆田仰潮上下，人食其田”。元代农学家王桢在名著《农书》中也有架田的记载。骆田在宋元时期多见于江东、淮东和两广地区。清道光年间纂修的《香山县志》记述珠江口地区有大面积的骆田。
在古代，“雒”通“骆”，雒田或骆田，即为架田、浮田，起初是指利用天然形成的水上田块进行农作物耕种。这种天然形成的水上田块主要是由于泥沙长期淤积在丛生于浅水中的诸如茭草类的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植物的根部，当泥沙与茭草的众多细长根茎相互缠绕之后形成一层结层，越积越多，逐渐扩大，漂浮在水面，成为一种可以浮泛移动的自然土地。
后来人们又发明了人造葑田，也就是在木筏上铺土造成“蔬圃”甚至“酒肆”，以充分利用水面空间。唐末五代作家王仁裕在其笔记小说代表作《玉堂闲话》有一段记载：“广州番禺，常有俚人牒诉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见在某处，请县宰判状往取之。诘之则云：海之浅水中有荇藻之属，风沙积焉，某根厚三五尺，因垦为圃，以植蔬。夜为人所盗，咨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说的是番禺一家农户在浅海中的浮田上种植蔬菜，结果一夜之间可以被盗贼拖拽着长途奔袭百里的故事。细想起来，这实在是种科学高效的耕种方法，既不与水争地，还能对蔬菜“远程保鲜”，比圩田、围田高明很多。
到了宋代，中国的耕海技术有了第一次大的发展，出现了蚝田、蚬塘。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记载：“东莞、新安有蚝田，与龙穴洲相近，以石烧红散投之，蚝生其上，取石得蚝，仍烧红石投海中，岁凡两投两取。蚝本无田，田在海水中，以生蚝之所谓之田，犹以生白蚬之所谓之塘，塘亦在海水中，无实土也。”
书中还进一步将当地妇女在蚝田耕作时唱的《打蚝歌》作了记录：有曰：“一岁蚝田两种蚝，蚝田片片在波涛。蚝生每每因阳火，相叠成山十丈高。”又曰：“冬月真珠蚝更多，渔姑争唱打蚝歌。纷纷龙穴洲边去，半湿云鬟在白波。”
现在名扬四海的沙井蚝，其最初就出产在龙穴洲附近的蚝田里，这里从宋代开始就大规模进行人工插杆养蚝，成为世界上最早人工养蚝的地区，现今的龙穴岛上还留有明代龙穴洲蚝田遗址；在南沙境内也仍能看到多处蚝壳墙，其中以黄阁镇大井村的蚝壳花墙古民居最为精美。
很显然，南沙地区的古代沿海居民一直都从事有关海洋的各种活动，但他们将海洋作为发展农业的土地延伸空间，将海洋养殖当成农业种植，将浅海的海产品采集视同农业采集，甚至沿袭至今。这种“以海为田”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反映出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压倒性影响，反映出人们的各种涉海经济活动其实质仍然指向农业生产，依然是以辅助农业生产为目的，这深刻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从属于农业文化的特点。
叁妈祖崇拜是农耕文明的文化精髓
妈祖崇拜于宋代时产生于福建，不久便传人岭南。宋人刘克庄说：“某持节到广，广人侍妃，无异于莆，盖妃之威灵远矣”。元代，妈祖受封为“护国明应天妃”，享有全国最高海神地位。清代，妈祖被封为天后，封号长达64个字，是其他任何海神都无法比的。据统计，目前广东仍存妈祖庙多座，以南沙这座规模最大。
妈祖发源于民间，植根于民间，存在于民间，信众遍及各个不同阶层、群体，甚至超越国界、民族。妈祖作为一个女性海神，她性情和顺、热情无私，排难解纷、行善济世，均乐事为。
妈祖这个形象，完全不同于西方海神形象，拿她与西方最著名的希腊海神波塞冬相比，除了在拥有勇敢的冒险精神是共同之处外，其他方面几乎再找不出相同点。在波塞冬身上，人们看到了西方海洋文化的征服、掠夺、欺诈、霸权的特征，古希腊人认为弱者服从强者是人类的天性，其他的民族若是不如希腊强大，希腊人便可将他们掳来作为奴隶。而从妈祖反映的东方海洋文化的精神特点则是和平、平等、宽容、共存，在与妈祖有关的民间传说里，妈祖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最主要的是爱，是母亲爱护儿女的无私的爱，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爱。
实际上，妈祖文化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尊崇、信仰妈祖的过程中遗留和传承下来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称，妈祖代表的文化符号实际是反映民众对博爱、安宁、祥和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向往。
我国古代农耕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慢节奏的周而复始的社会生活和一心求稳的社会心态为主要特点，故在文化心理方面崇尚仁义和中庸，崇尚宽厚仁爱、重义轻利；在民族性格方面强调看重持重执着、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更何况，中国古代的人们一直对海洋存着深深的畏惧，在文学、艺术等方面，中国古代诗文中“海洋”基本没有得到过象江河那样的盛赞，而是往往被视为神秘莫测、虚无缥缈和日月、神仙出没的地方；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释、儒、道三大正教基本不拿海说事，仅佛家常提及的海就是“无边的苦海”。
所以，当人们不得不走进海洋，不得不做海洋航行的，人们对平安、祥和的殷切期望远胜过对经济利益的热切追求，当将最看重的护佑平安的期许交托给海神妈祖时，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农业社会文化心理便显露无遗。由此可知，妈祖代表的博爱、安宁、祥和的文化符号真正是与中国古代农业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
肆炮台文化是农耕文明的行为外化
南沙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那就是虎门要塞。作为曾经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防要塞，虎门要塞包括沙角炮台(现辖于东莞)，虎门炮台，上、下横档岛炮台，大、小虎岛炮台，蒲洲山炮台和大角山炮台，在虎门珠江口形成一个环形的炮阵。
从康熙朝开始，在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各朝都不断进行建设，特别是经过光绪朝的彻底改造后，曾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海防大炮，是当时位居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海防要塞，堪与世界各大国同期的海防要塞相比。虎门炮台共有清代光绪时期炮池17处，还有官厅、火药库、连接坑道等建筑；上、下横档岛是当年中国近代打响反侵略战争第一炮之地，上横档岛永安炮台由关天培亲自设计，而当年这里的“金锁铜关”也是惊世之举。
我国古代边防，北方地区有秦以来历代特别是明代的万里长城，清朝当面对来自海洋民族的威胁时，南方地区于是又有了清代沿海大修炮台之举。无论是明以前大修边城与清以后大修炮台，都体现着“重防”而不“善攻”的消极防御战略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农耕社会“守土”文化精神和“求稳”社会心态在军事上的反映。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无论是通过农民起义上台的，还是从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在经过农业社会的农耕文明的洗礼后，都变成了最坚守农业文明精髓文化的卫道者，与之前朝代唯一不同的就是将之发扬得更加光大，执行得更加彻底，从而将中国古代深入骨髓的农业文化传统表露无遗。
总之，作为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海洋文化类型，中国海洋文化的衍生、发展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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