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摘录《学术交流》期刊年5月第5期一篇关于论述现代生态农业应当继承传统农业精华的文章，供大家一同学习。这篇文章发表虽然已有17年之久，但其思想主张仍然符合现代农业该有的发展规律，一点也不过时！
社会在发展，时代已变迁，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始终未变。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历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农业生产经验,其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古人总结遵天时、依地利、靠劳动（人和）的“三才”思想无论对古代农业,还是对现代农业都具有指导意义；古人强调尊重生态平衡规律，合理与适度地利用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张，更是当下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长期任务。
继承传统农业精华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高明摘要：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创造了“三才”、“三宜”的农耕理论，发明了多种适宜天时地利的农业模式，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精耕细作、循环利用、保护环境的传统农业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继承这些传统农业的精华对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仍然有重要意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稼穑,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历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农业生产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对中国人民的繁衍生存、发展兴盛起到重要的作用。现今我国农业自然资源条件与古代相比没有根本变化，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增无减,资源短缺与农产品需求扩大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笔者认为,从中国的资源约束条件、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技术特点角度来分析中国生态农业模式的选择,在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经验的同时,也需要继承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生态农业之路。1.继承“三才”论,树立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和谐的生态农业思想受中国原始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人把“天”、“地”、“人”称之“三才”,在农业生产中强调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这种思想谓之“三才理论”。《孟子·公孙丑下》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断;《管子·禁藏》中说:"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这就是说,人们只有在农业生产中,做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和谐与协调,才能出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富兵强的局面。荀子在阐述富国之道时强调“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才能达到“财货滚滚如泉源，浩浩如河海,暴暴如丘山”,反之则“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吕氏春秋·审时》中“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概括了“天、地、人”是农业生产的三要素,其中农业生产对象是农作物(稼),农作物生长离不开土地与自然环境,人的劳动与干预是第位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汜胜之书》中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同时指出:“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北魏《齐民要术》总结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因为人对大气、节气等属于天时的环境因素还处于被动地位,只能趋利避害,去顺应天时;而对于地利的地形、地势、地貌和土壤肥力等环境因子,人类有一定的控制与调节能力,可以选择与之相宜的作物种类和耕作技术,做到了“顺天时、量地利”,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在《农说》中讲道:“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又说:“天之生人,必赋以资生之物,稼穑是也;物产于地,人得为食;力不致者,资生不茂矣。”深刻阐明了在农业生产中应充分地了解和遵循天、地的自然规律,利用它有利的方面，避开其不利的因素,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勤劳耕耘就会有收获,而知其理且不肯尽力者,也无成果可言。元朝《王祯农书》在垦耕篇中提出:“天气有阴阳寒熬之异,地势有高下燥湿之别，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就是说,天气有千变万化,土壤有千差万别,在天时和地利等自然条件特别复杂的情况下,要求人们能按照“顺天之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去灵活应用。遵天时、依地利、靠劳动的“三才”思想无论对古代农业,还是对现代农业都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从古到今农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即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利用和促进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一个物质循环与能量循环的过程。它是自然环境、农业生物和人类劳动相结合、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两个相互交织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是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转化和物质转换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是通过人类劳动、运用技术、经济等手段对生物有机体的生命运动加以人工干预,生产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有机物产品。因此,“三才论”应是中国现代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重要思想。2.继承“三宜”说,创造灵活多样的生态农业模式“三宜”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早在西汉时期《准南子·泰族训》中已经提到“天不一方,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即在天气多变、土地质量不一、事情多样的情况下,就要采取多种具体的办法,才能成功。强调农业生产的特殊性,要按照天时、地利和农作物三者的不同特征,采取行之有效、各自相宜的生产技术。《孟子梁惠王上》中“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荀子·王制》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食”;《吕氏春秋士容论审时》中“种禾不时,不折必敛稼熟而不获,必受天灾。”这些都是论述农业因时制宜的重要性。而在《管子·立政》中的“相高下,视肥沃,观地宜……使五谷桑,皆安其处……”;《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了“因地制宜”之法,“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树草木,以任土事;辩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此观点是按“土宜”的原则,合理实施农业技术,农林牧要有科学搭配。清代姜皋《浦秣农咨》跋说“农之为道,习天时,审地宜,辨物性,而后可以为良农”。到了明清时代,“三宜”原则更加具体地贯彻于各种农事活动中,在《知本提纲》中有:“若能提纲擎要,通变达理,相土而因乎地利,观候而乘乎天时,虽云耕道之大,实有过半之思。”即农者若能提纲挈领地抓住“三宜”原则,充分利用天、时、地的有利因素,就得到了农业生产的要领。清代著名的农学家杨岫具体地提出了施肥的“三宜”办法，施肥的“时宜”是:“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春宜人粪、牲畜粪;夏宜草粪(堆肥)泥粪;秋宜火粪;冬宜骨蛤、毛皮粪之类。”施肥的“土宜”是:“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他具体解释是阴湿地用火粪,沙土地用草粪和泥粪、黄土壤用渣粪,水田用皮毛、蹄角和骨蛤粪,高燥地实施猪粪等。施肥的“物宜”是:“物性不齐,当随其情……贵在因物试验,各适其性,而收自倍矣。”如麦、粟宜用草粪与苗粪,蔬菜宜用人粪、畜牧粪,稻田宜用火粪、灰粪等。我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气候、地理、生物)和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差异甚大,同时社会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因此,在生态农业模式的选择上应按“三宜”说的原则,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地创造多种生态农业技术类型。3.继承精耕细作传统,采用集约型生态农业生产技术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农业优良传统的核心,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则阳》中有“耕而鲁莽之,则其实亦鲁莽而报予”,“深其耕而熟耱之,其禾繁以滋”的论述。孟子提出“深耕易耨”。《荀子·富国》中有“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的记载。《吕氏春秋·任地》则提出了耕地时应注意柔与力、息与劳,棘与肥、急与缓、湿与燥之间辩证关系和因时、因地耕作的原则,要求做到“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到了汉代,精耕细作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汜胜之书》提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熟”的十七字耕作原则。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凡秋耕欲深,着夏欲浅”、“再劳(即耢)地熟,旱亦保泽”、“多锄则饶子,不锄则无实”。我国古代在重视精耕细作的同时,反对广种薄收。西晋傅玄曾说,“农夫务多种,徒丧工力而无收”,“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晋书卷四十一·傅玄传》),强调农业的集约生产。北魏贾思勰认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中可少好,不可多恶。”(齐民要术、卷首杂说》)。明代《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孰若以二亩之壅力,合并于一亩者之事半功倍也。老农云: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石五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倡导精耕细作。清代《修齐直指》中“务期精工而收获自倍,是知广田不可过贪”,主张精耕细作,少种多收。精耕细作的最大效益是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率,这非常符合我国劳动力多而耕地少的国情,这也是中外生态农业技术方式差别的重要原因,因此,在选择生态农业模式上应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项目,倡导农业集约生产与精细生产,追求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的比较优势。4.继承培肥地利传统,为发展持续高效的生态农业奠定基础通过培肥地利增加单位产出,至少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人们所重视。《荀子·富国》中“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民贫则田积以秽,田积以秽,则出实不丰,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韩非子解老》提出“积力于田畴,必且粪灌”。吕氏春秋,任地》明确提出改造农田土壤“地可使肥,又可使棘”。《汉书·沟洫志》载,“且灌且粪,长我禾黍”。推行农田的施肥与排灌。《汜胜之书》有“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还有“须草生,至可耕时,有雨即种,土相亲,苗独生,草秽烂,皆成良田”。就是说,让草长到一定程度时再耕种,下雨后播下的种子和土壤接触有利于出苗,杂草腐烂可以使农田肥沃。《管子·水地篇》指出耕地质量的重要作用,说:“地者，万物之本愿,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筋脉之通流者也。”我国古代农民还十分重视换茬、轮作、复种等技术,《齐民要术种谷篇》有精辟的论述把前茬称为“底”,将不同的前茬分为上、中、下三类。说“上、中、下互易以利壤肥”。欲达到生态农业的生产效果,就必须有良好的前提条件——农业土地资源。培肥地利可以增加土地生态承载力与土壤有机质含量,对改善农业生态系统环境减少污染以及对缓解人地矛盾是十分有利的。因此进行培肥地力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5.继承基塘农业传统思路建立良性的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桑基渔塘是我国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地区先民的伟大创造。这些地区地势低洼水患严重。当地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根据地区特点把低洼地挖深为塘,把挖出的泥土复于四周成基,塘内养鱼,基面植桑,这样形成一个“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生产格局,而成为一个基塘式人工生态系统。这种水陆并用,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人工生态系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农书》(年)载,“若高田视其地势,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记畜水……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阴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至于弥漫而害稼。”证明南宋初期江南太湖一带的基塘农业已有一定规模。清初文学家屈大均(-)在其所撰著的《广东新语》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广东农民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基下为池以畜鱼,池大的至数十亩。又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以葛荔盖覆,烈日不及。”在珠江三角洲,到处是“池内养鱼,堤上植桑,毫无弃废之地”。因而出现了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的景象。桑基渔塘这种农业生态系统最大的优势是实现了农业资源充分循环利用,节约生产成本,在物质与能量的循环上符合协同进化原理,也是生态农业应遵循的原则。现在我国的生态技术模式有26种,其中有多种是按循环经济的原理设计的,这是我国发展生态农业在技术上的必然取向。6.继承用养结合思想,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关合理利用资源与保护农业环境的呼吁不绝于书。不仅从正面论述科学开发与使用资源的重要性,而且极力反对“竭泽而渔”。《吕氏春秋·义尝》中写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管子·立政》中有“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类,不可以为天下王”,“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这些都说明保护生态资源的意义。《管子权修》中有“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管子,八观》中有“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古语“正”指规章);“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常变也,谓之则。”强调要尊重生态平衡规律。在《荀子·王制》中:“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明确地指出要合理与适度地利用生态资源。我国农业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相对匮乏,面临农产品需求增加与自然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因此,必须建立可持续利用资源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要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农业环境资源,避免过度使用。综上所述,虽然我们要不断地改造传统农业,但其中的确蕴涵着许多农耕思想精华,值得我们继承。平等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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